昨晚才看了顾长卫导演的第二部电影《立春》。先说说电影里的人物：

王彩铃是“鹤阳师范学校”的一位音乐老师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一贫如洗，长得又不好看，老天爷就给了我一副好嗓子，除了这，我是个废物。”有着好嗓子的王彩铃一心想离开这个小城市“唱到巴黎歌剧院去”，但是她连北京也去不了。被牢牢捆在小城市的她，在契诃夫的《三姐妹》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——那姊妹三个住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小地方，老想去莫斯科就是去不了。有一次，王彩铃在和黄四宝聊天的时候提到这篇小说。她说：“我忘了是姐妹三个里的哪个了，她懂六国语言，她说住在这种小地方，一个人懂六国语言，就跟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。”

黄四宝是个钢铁工人，业余油画爱好者。没有人教他，他一直自学油画，得过小城油画比赛的二等奖。他一心想考中央美院，但每考必败。每次铩羽而归，他都喝得伶仃大醉。他说：“我迟早会离开这儿，我一看见有人提着包离开这个城市，别管他去哪儿，我都很羡慕。”

黄四宝有个朋友叫周瑜。当年去省电台报考过播音员，用鹤阳普通话朗诵过普希金。据他自己说：“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。”但事实上他也没有考上。他在喇叭里听到王彩铃的歌声，喜欢上王彩铃，于是，借向王学习唱歌为名对她展开追求。他劝王彩铃：“我都熬了这么多年了，也没熬个像样的。你看，咱俩的条件也都不咋的，都这把岁数了，老老实实过日子吧……”这话把王彩铃气急了。王彩铃告诉他：“我是宁吃鲜桃一口也不要烂杏一筐。”然后把他撵出去了。

胡金泉一个“跳得很好”的芭蕾舞演员。但在这个小城市，没有人欣赏他的芭蕾。在街头表演的时候，他一登场，看热闹的大叔大婶就哈哈大笑，然后纷纷离场。急得主持人对着喇叭大喊：“观众朋友们，请大家文明观看演出，尊重艺术工作者。”因为常年跳舞动作女气，胡金泉被小城人看做不男不女的怪物。胡金泉说：“我是这个城市的一桩丑闻，我是很多人心头的一桩悬案。我一直以为时间长了这个城市会习惯我，但是我发现，我一直像根鱼刺一样，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，我真是个怪物。像六指儿一样。”

大家看到了，电影展示的就是一群六指儿。他们身份不明、来历可疑——在小城里，他们是多余人，而在理想世界他们又身处边缘。他们不甘于小城的世俗生活，又没有走向“北京”的机会和能力。他们怀揣理想、握着或高或低的技艺，但是，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里完全无用——不但无用反而有害。除了让他们显得清高可笑，就只能给他们带去更多的煎熬。当然，这种尴尬的处境下，故事的结尾也可想而之。除了妥协，他们无路可走。于是，“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”的王彩铃终究还是跨进了婚姻介绍所，并在征婚未果后领养了一个孩子，安心做了一个普通的单身教师。黄四宝出走深圳，然后回小城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，专干骗钱的勾当。因为经常被上当顾客追打，所以连开汽车都带着安全帽。周瑜早就结了婚，有了一个五岁的女儿。而胡金泉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怪物，只好主动非礼女学生，然后坦坦荡荡的进了监狱……

作为顾长卫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，电影选择了一个很能触动人心的题材——无数外省青年有过和电影主人公一样的梦想和追求，也有过差不多同样俗套的妥协经历。步枪说过，活着就是折腾，但在耗尽精力和时光之后，更多人还是选择了与生活和解。现实是个石头，理想是个蛋，生活的力量就是这么真实而具体，尽管你时刻提醒自己，生活只有一次，尽管你拿出自己的全部作为赌本，你也很难在和时代和环境的较量中获得一点胜算。所以，在《流浪北京》里、在《站台》的崔明亮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生活历程。

不管电影拍得怎样，因为真实本身的力量，我也要把这个片子热烈的推荐给大家——推荐给所有有理想有追求的时代新人，推荐给无数的二流艺术青年，当然，也推荐给广大的二逼青年。同志们，要么身怀绝技，要么皈依伏，总有一条道路属于你。当然，或许也有第三条路——比如建立一个小圈子，有了这么一个以互相欣赏互相吹捧为宗旨的圈子，他们就不至于像王彩铃那样孤独。可能这条道路更加流行，毕竟，在我们身边已经有这么多热衷于小圈子的小城艺术家了啊……